稅收是人類社會的天然構件，看似是人為的產物，實質上是自然形成，與人類語言的產生、存在與發展是類似的。這源于人類的兩種存在方式：一是個體的，二是群體的。這兩種存在方式也是人作為地球上一個物種生存和發展的狀態，二者是不可分離的。人個體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群體，也就是所處的這個社會。而群體的存在和發展，即社會的進步與文明卻離不開稅收。沒有了稅收，群體也就不存在，社會解體，也就意味著人這個地球生物圈中的這個種群的消亡。盡管人類群體的存在方式進化為現代的民族國家，稅收也表現為國家的法律制度，但稅收的先天本質并沒有改變。就此而言，稅收的各種含義都是后天賦予的，包括稅收的決定、稅收的影響和稅收的后果，都只是在人類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表現形式而已。
一
正是稅收，把人個體的存在與群體的存在融合在一起，變成了像一枚硬幣的兩面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，不能分開。也正是稅收，改變了人類個體的脆弱性，增強了人類種群的確定性，降低了自然選擇過程中的風險，從而使人類快速地脫離了動物界而成為地球上的強者。作為一種自然法則，從個體來看，繳稅是一種先天的義務，即使是政府不存在的地方，也無法避免。因為政府不存在，勢必會產生政府的替代物，以代行政府的職能，最常見的是“黑社會”的產生，繳保護費或者繳稅，名稱可以不同，但無償地拿出一部分個體財產的情況不可避免。繳稅的先天義務，在人類發展史上造就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專制與獨裁，稅收成為一部分人壓榨剝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。橫征暴斂，成為歷史上各種起義和革命的重要原因。稅收的“惡行”在歷史上罄竹難書，但任何時候、任何革命都無法宣判稅收“死刑”，只能是把它關進牢籠，用民主與法制來約束，使之回歸本性，維系群體的存在。出于這種需要，個體的權利才被強調凸顯，作為群體的組成者，擁有對稅收制度的參與權和監督權。但這與“納稅人”沒有關系，個體的權利不只是因為繳稅才擁有，更不等于繳稅多的人，其擁有的權利就更大，不繳稅的窮人同樣擁有這樣的權利?！皼]代表，不納稅”，這句話流傳甚廣，與其說是對納稅人權利的宣稱，倒不如說是群體的組成者，即社會個體成員的權利要求?！凹{稅人”概念在政治上的濫用，是對稅收本質的誤解。
稅收融合了個體與群體，這使稅收具有了多層屬性。在市場經濟社會，從個體來觀察，稅收是一種成本，或者說負擔。作為成本，影響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，如投資、消費、儲蓄、創業等等經濟決策。稅率的變化成為重要的經濟參數，影響經濟主體的預期和行為，從而影響資源的流動與配置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稅收是經濟的一部分，具有明顯的經濟屬性。作為負擔，公平性要求是顯然易見的。社會個體的負擔能力各不相同，稅收不能使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，也不能扭曲社會行為，這是起碼的要求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稅收是社會的要素，影響社會的運行，具有明顯的社會屬性。從群體來觀察，稅收不是取之于社會個體，再直接返還于社會個體，而是用于群體的安全，降低群體生存和發展的不確定性，防范化解公共風險。我們常說：“稅收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。其中的“民”有不同的含義，前一個是指個體意義上的民，后一個是集合意義上的民，所以，這話應當翻譯為“稅收取之于社會個體，用之于社會整體”。正是源于此，稅收具有公共性。國家是重要的公共主體，稅收制度的構建具有顯著性的政治性，與政治運行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?，F代政治制度的形成，肇始于稅收的決定權。
在現代社會，盡管不同國家的稅收制度存在很大差異，但在整體意義上都存在上述三重基本屬性：經濟屬性、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，并由此衍生出稅收經濟學、稅收社會學和稅收政治學。在現有流行的稅收理論中，稅收經濟學居于主導地位，經濟學思維幾乎統帥了稅收理論與政策。但從稅改的角度來看，光有經濟學思維是遠遠不夠的。從風險而言，稅改風險來自于經濟、社會和政治三個領域，因為稅收存在三重屬性，與三個領域都有密切的互動關系，稅收制度的變化可能引發經濟風險、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。這也就是說，稅改可能面臨著三種基本類型的風險：一是經濟風險，稅改的不確定性傳遞到經濟領域，改變經濟運行方向；二是社會風險，稅改對社會運行產生不確定性影響，改變社會行為；三是稅改產生不確定性的政治影響，產生政治風險。這三類風險都可從古今中外的稅改中找到案例，并非純粹的邏輯演繹。稅改的目標可以確定，但稅改的過程具有不確定性，這種不確定性會引發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等領域的不確定性產生，從而形成三類風險。這三類風險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、相互影響、相互疊加，變成綜合型的復雜風險。顯然，上述風險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都會反饋到稅改身上，都可能導致稅改過程的中斷，甚至導致稅改失敗。因此，對稅改過程的不確定性傳遞所產生的不同類型風險做出評估，是保障稅改成功的前提條件。下面對此做一個簡單的分析。
二
關于稅改的經濟風險。當前我國經濟處于“換檔期”，有下行的壓力。宏觀經濟環境的改變，全球市場不景氣，導致微觀個體的稅收負擔相對加重。從調查走訪聽到的呼聲，多數認為稅負偏重。這不是因為法定稅負增加了，而是企業的稅負承受能力下降了，這種相對變化，引起企業“稅感”的變化。再從政府推動稅改的走向來看，與企業的減稅要求是相呼應的。營改增具有最大的減稅效應，至去年底，其靜態的減稅規模達到1400億元，若實現全覆蓋，其靜態減稅規?？赡苓_到近萬億。增值稅是我國主體的稅種，現在的擴大范圍，今后的進一步轉型，變成徹底的消費型增值稅，其都具有減稅效應，與當前的經濟形勢是匹配的，對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都能產生助推力。同時，還有對小微企業的減稅政策與稅改相配合，改革與政策的合力，更是強化了稅收對經濟的正面作用。就此而言，當前稅改的經濟風險很小，稅改不會放大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。
關于稅改的社會風險。當前我國社會貧富差距較大，要求用稅收來加大分配調節力度的呼聲很高。一種廣為流行的看法是，通過稅改提高直接稅比重，以發揮稅收對分配的調節功能。社會的這種期待可以理解，但在我國現有發展階段，直接稅的比重難以通過稅改來迅速提高，這有一個自然的過程。直接稅比重高低與人均收入水平的關聯更為直接，而與稅改的聯系反倒是間接的，因此，要通過稅改來提高直接稅比重，進而強化稅收調節分配的能力，是難以實現的。稅改可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稅收調節分配的功能，但相當有限。而且，直接稅比重即使提高了，稅收調節分配的效果也未必盡如人意。從稅制來看，美國的稅收調節能力很強，但美國貧富差距卻在擴大。社會的期待過高，會產生明顯的社會風險。這需要通過“稅收溝通”來化解。另外，稅改還應充分考慮對社會行為的影響，如家庭、婚姻。例如對房產轉讓所得征收所得稅的力度加大，結果出現了以“離婚—避稅”這種反應模式來應對，這是始料未及的。對家庭、個人的所得、不動產征稅，都會改變社會的行為反應模式。對于這類風險應當從長期角度來評估。稅收要避免對婚姻、文化傳承、慈善、流動等社會行為形成無意之中的“懲罰”。
關于稅改的政治風險。民眾對稅收的態度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民眾對政府、對國家的態度。對于稅收這種先天的義務很難產生快樂，就像在戀愛時還能保持理性一樣困難。這就需要一種“心理補償”來平衡。這有多種方法來實現，例如，精神激勵，把納稅與榮譽、道德聯系起來。西方國家把偷逃稅視為誠信的“污點”，不僅在法律上懲處，也在道德上鞭笞，使蔑視稅收的人在社會上難以立足。還有個體的權利保障，這也許是更重要的。一方面繳稅，另一方面，作為社會成員個體的權利得到普遍保障，盡管這兩方面沒有直接的聯系，但對形成“繳稅理性”是至關重要的。習近平主席說，維穩的實質是維權。這說明在當今經濟社會快速變化條件下，社會個體權利面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，需要國家去努力維護。這與國家的整體安全是聯系在一起的。人民安全是宗旨，政治安全是根本。維權就是為了人民安全，這樣政治安全才有保障。稅改的政治風險能否得到有效控制，社會個體權利的保障是基礎。在當前，要避免個體權利與繳稅簡單掛鉤，這是兩碼事，不應從納稅人權利的角度來解讀維護社會成員個體權利的重要性。納稅是先天的義務，自古就存在；而個體權利則是后天的“補償”，是人類政治文明進化的結果，是民主法制下的制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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